外交轶事 | “翻译”是一件瓷器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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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雄 198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非洲司、国际司、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五年工作期间，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大使顾问、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副执行主任。

我国的翻译事业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早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就有个叫安世高的人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在唐代，我国的翻译事业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其中便有著名的翻译“巨星”玄奘。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中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中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正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国后来又“冒出”了另一位翻译“巨星”，即我国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他潜心翻译多年，并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个“三字经”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直指导着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数码时代”，手上也有了各种“好易通”，但我们面对面的外交工作仍然少不了语言互译这项人工活儿。我国有不少“大”外交家都曾当过“小翻译”，后来经过苦练，脱颖而出，修成了“正果”。

我自己亦曾当过大使和参赞的外事“拐棍”——翻译。我从前辈和晚辈的嘴中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评论，即：翻译是一件瓷器活儿，没有“金刚钻”是不好“耍”的。

在外交界就曾流行着这样一个“段子”：

我国某驻外使馆举行一次晚宴，馆内所有高级外交官及其配偶都参加。有一位高级外交官的夫人衣着华丽，“玉立”在大门旁，笑迎前来赴宴的各路贵宾。她的身后配备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官”。

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位男贵宾按照西方人的惯例，对这位夫人当面恭维了一句：“You look charming tonight。”

在夫人身后的翻译官大声译道：“您今晚真好看。”

这位夫人按照咱们西方人谦虚恭让的习惯回答：“哪里，哪里。”

只见翻译官立即毫不含糊地直译道：“Where，where？”

对方顿时一愣，不知中国的女性在“较真儿”，还是在开国际玩笑，只好匆忙补充了一句：“Everywhere。”

翻译官依然尽职尽责地译道：“全身哪儿都好看。”

这位夫人一听，脸上浮现出两片红晕，连忙说：“不见得，不见得。”

翻译官依然恪尽职守，马上译道：“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

这时，该轮到男贵宾的脸上浮现出两片红晕了。

的确，翻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当”，译员需要有扎实的基础、广泛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伶俐的口齿。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对如下几次“翻译事故”记忆犹新。

隔

行

如

隔

山

2002年8月，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格诺先生应邀访华。期间，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与格诺举行会谈，双方就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近况和发展趋势深入交换了看法。

王副部长在会谈中指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管是“六加”还是“七减”，都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的有关原则。”

这时，中方的译员卡了壳。

原来，对于解决地区冲突，《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要求“采取和平方式”，第七章则允许“采取强制性措施”。由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实际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临时性措施，行家们通常将其称为“六加”（Six Plus）或“七减”（Seven Minus）。

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词译不清”。

水

浅

淹

死

人

2000年9月，我随同江泽民主席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曼哈顿岛上著名的华尔道夫饭店内下榻。我们安顿下来后，发觉需要在公用的工作间增添一些挂西服的衣架。我当即指派了手下的一位年轻女同事去向服务员索要。结果，见她一脸通红，在走廊内对黑人服务员比划了半天，就是不知道“衣架”（Hanger）这个英文词怎么说。

还有一次，我方人员在北京做东，宴请国外一个访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席间，服务员上了一道滑不唧溜的小芋头球（Taro）。客人们尝后都说“好吃”，问是什么东西？结果，在场的中方人员无人能译成英文，弄得中方主人脸上也灰不溜丢。

一

字

差

千

里

2002年的一天，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先生举行工作会谈。根据唐外长的专门吩咐，我方安排了即将离京赴英伦三岛驻任大使的查培新先生参加会谈。当时，我国政府已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这位大使人选，正按外交惯例等待英方确认，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查培新先生当时充其量只是“候任大使”而已。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唐外长按例向客人介绍了我方在座的全体人员，并特意指出，坐在他右手的查培新先生是“候任驻英国大使”。但是，我方女译员不知是自己一时大意，还是缺乏一般常识，只是简单译成“驻英国大使”，结果，当场被懂得英文的唐外长逮个正着。唐外长笑了一笑，要求译员再准确翻译“候任驻英国大使”一词，让在场的英国大臣亦禁不住笑了起来。

还有一次“事故”发生在2003年3月25日。当天下午，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与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一位外长通热线电话。当时，两位外长谈到如何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关于伊拉克人道主义救援计划。李部长表示，他本人在联合国安理会工作过好几年，与当时担任副秘书长的安南就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时，中方一位年轻的女译员将“副秘书长”一职误译为英文的“Deputy Secretary-General”，结果又让李部长一下子逮个正着。只听见李部长立即从旁小声提醒这位女译员，应该译为“Under Secretary-General”。女译员知错就改，马上重译了一遍。

原来，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有近十位，英文均称作“Under Secretary-General”，而“Deputy Secretary-General”则译作中文的“常务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这个职务是前几年才增设的，在联合国只有一位，由加拿大人担任，负责联合国的维和事务。

李部长真不愧在联合国“蹲”过几年，当场将译员的错误纠正过来，避免了语言转译中因张冠李戴而闹出的外交误会。这也捍卫了他本人的声誉！

在我参加的一些外事活动中，还时常听到一些既无心，也无意的误译例子。

如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一位略懂英语的年轻人在翻译时，竟然将“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误译成“无政府组织”，令我方人员当场哭笑不得。

在另外一场会见中，一位译员原应该将“联合国”译成路人皆知的英文“United Nations”。但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偷工减料，竟说成是“United Nation”。这种擅自吞音的误译几乎酿成政治事件。

还有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将美国人交来的一份non-paper（非文件）误译为“无纸立场”，这更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国政府是非常重视涉外活动的翻译工作的。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每逢我国外长参加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我方都会请联合国中文翻译处的我国籍译员事先“顺一顺”发言稿英译文的句子，目的就是避免“中式英语”，从而达到“信、达、雅”。

难

辩

缩

略

词

在外交这个圈子里，是外行新人，还是行家里手，只要一张口，就能知道个七八九。我的切实体会就是，尽快将自己的翻译功力提升，无非掌握两个招儿：第一是善于总结，第二是终身学习。

对于翻译者来说，最头痛的恐怕就是遇到英文缩略词了。说英语的人通常都爱使用缩略语。第一是为了节省时间，第二是受制于约定俗成，第三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学问高深。

有一些英文缩略语在我国和外国都已是路人皆知的，如APEC（亚太经合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等。也有一些只是在外国或联合国常用，如UNMOVIC（联合国监核会）、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GA（联合国大会）、ECOSOC（经社理事会）、SG（联合国秘书长）、CIVPOL（民事警察）、CD（裁军委员会）、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NAM（不结盟运动）、CBM（建立信任措施）、PD（预防性外交）等。

有一次，我收到美国人交来的一份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材料，其中多次出现了“USG”这个缩略语。按照联合国的常用法，应该是指“副秘书长”（即：Under Secretary-General），但左猜右看，好像又与副秘书长没有什么瓜葛。后来，我干脆给对方打了个电话核实。原来，这个缩略语指的就是“美国政府”。

同样，咱们在汉语中经常使用的缩略说法，也会使翻译者听后心里一个劲儿地发毛和发虚。比如说，要将“一大二公三纯”和“五讲四美三热爱”这类汉语缩略说法译成易懂的英文，恐怕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办到。

费

劲

去

解

读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同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这些语文具有同等效力。在联合国建立初期，工作语文只有英文和法文。中国代表（含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发言，都不得不使用英语或法语，再由联合国的译员笔译成中文，最后收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当中。

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的首次会议是于1946年1月17日在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内举行的。当时，中国代表顾维钧便用外文发言。在联合国的会议记录中，他的发言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文译员译成如下的繁体中文：

敝國之遠去歐洲，一如貴國（即指當時安理會的主席國澳大利亞）；且在情感上，常以澳大利亞為鄰。鄙人敬以如是國家代表之地位，藉此發言機會，向閣下致賀，一如美國代表斯德丁紐斯先生之所雲。對于吾人目前任務之重要，閣下及斯德丁紐斯頃已發表讜論。至理名言，殊為傾附。

安全理事國之成立，為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之大事。此聯合國之主要機構，不僅為其組織中之一部而已，且為一常設之機構，典領其職，連續無間。理事會負有維持世界和平之主要責任，復有托管領土戰略防區之全權。對于和平方法，該理事會亦處于重要之地位。此外，理事會之職權尚多；但鄙人諸端或其最要者也。

安全理事會之首次會議，自當致力于組織方面之工作及問題，良以欲求職權行使有效，首須成立必需之機構。其中之一為軍事參謀團。此一委员會之設置及憲章所規定，吾人冀其能及時組成。

夫愛好和平，舍一國之私圖，從舉世之公利，我中國素不后人。是以于此聯合國政治團體中之重要機構之產生，乃不勝其慶幸。

鄙人當此含有歷史意義之盛會，既已向閣下及貴國致賀，亦願代表中國政府及人民，對于安全理事會之成立，及其監護世界和平重大職權之即將行使，表示滿意。

由于当时的译法与现在的表述方式存在差异，一般人看到这段中文，还真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解读。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时的资料照片。

1971年10月25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国代表团便全力争取将中文列为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文。1973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189号决议，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的工作语文。1974年1月7日，安理会亦通过第345号决议，决定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从此，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便可以光明正大地说中国话！

我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发现一些中文翻译是老华侨和当地的华人。他们在翻译时，或多或少带有各自的特征。有一次，我发现在一份重要的联合国中文文件上，出现了联合国“幕僚长”的称呼。当时，我们都吓了一跳，立即派人去查个究竟。后来发现，按我们“大陆人”现在的叫法，应该称作“办公厅主任”。

好

译

没

好

果

我周围有一些同事有很好的语言功底，他们曾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翻译任务。但我也听到过一个“英雄败走麦城”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英文造诣很深的男译员在餐桌上为一位领导当翻译。那位领导三杯下肚，便漫无边际地与外宾扯了起来。在谈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位领导脱口说了一句歇后语：“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

男译员立即译成：“It is as clear as crystal”。（注：这是英文惯用法，用“像水晶一样清澈”来比喻事件的来龙去脉“极其明白”的意思。）

正当这位译员为自己高超的互译技巧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位领导没事找事儿，接着问外宾：“你们国家有豆腐吗？”

男译员一愣，只好硬着头皮译下去。他用英文译道：“Do you produce crystal in your country？”（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国家有水晶吗？）

外宾这时也来了精神，十分干脆地回答说：“Yes。”

男译员明知大事不妙，但只好照实译为中文：“有啊！”

谁知那位领导却更来劲了，追问道：“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

这时男译员才知道，自己砸锅的时候终于到了！

误

译

无

恶

意

在外事活动中，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语言互译。

有一次，我参加一次中俄官员磋商。当时，俄方自带了一名译员。这名译员将俄文译成中文时，每次都将“反恐”这个词译为“打恐”。因此，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对方说到：“俄中两国在打恐方面应该加强合作”时，还以为对方在谈什么“打孔”挖井工程项目。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使用了自带的译员。这名译员原来在北京学习过几年，中文说得非常“溜”。当美方团长用英文说到“中国是一个大国”时，这位译员立即将“大”（Big）这个字顺口译成“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事后，我问他为何如此译词时，只听他得意地说，他在北京学习时，发现中国人嘴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他的这种翻译“技巧”，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当然，我方译员临场“应变”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次，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到北京近郊农村参观。当时，该村一名村民在介绍情况时，谈到“绿色”农作物生长已很少用尿素了。我方一名年轻译员当时大概不知道如何英译“尿素”这个词，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用汉语音译成“Niaosu”。幸亏客人当中无一是“庄稼人”，让翻译给蒙混过关！

我还发现，有的英文版的中国报纸亦将汉语中的“小康”一词直接音译成“Xiaokang”。我想，照这样下去，翻译这活儿，俺就算没有“金刚钻”，今后亦一定会越来越好“耍”的。

-End-

文字 | 《耍一把外交》 

作者 | 陈伟雄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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